今年以来，国际国内钢材价格出现加速上涨势头，成为推动PPI持续走高的重要因素。
攀枝花市是全国重要的铁矿石和钢铁生产基地之一。本文结合攀枝花市的情况，分析钢材价格上涨的原因，探讨当前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形势及治理对策。
一、今年钢材市场的运行特点
（一）国际国内钢材价格大幅上涨
在经历了两年的小幅上涨以后，钢材价格在今年大幅上扬并不断创出历史新高。5月末，CRU指数（英国商品研究所发布的全球钢材价格综合指数）达到268，比去年末上涨52.1%，比去年同期上涨56.1%。亚洲和北美是涨幅最高的地区，欧洲相对较低，CRU亚洲指数和北美指数同比分别上涨69.6%、66%，欧洲同比上涨23%。CISA指数（中国钢协发布的国内主要钢材价格指数）为156.14，比去年末上涨24.8%，比去年同期上涨37%。虽低于全球涨幅，但也远远超过了以往年度的涨幅。
（二）铁矿石及焦煤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是推动钢材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铁矿石和焦煤是钢铁企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材料。目前，我国铁矿石价格主要有三类：
一是自有矿山的钢铁企业的内部结算价。如攀钢今年一季度的内部结算价为329元/吨，较去年同期上涨46.9%。二是现货市场价，主要供应商是国内铁矿石企业和印度、澳大利亚等企业，需求方是国内的中小钢铁企业。去年以来，现货市场铁矿石价格出现暴涨。今年一季度，攀钢从周边购入的铁矿石平均价格为783元/吨，较去年初上涨59.5%。含量63.5%的印度铁粉港口价由2007年初的650元/吨上涨到年末的1500元/吨。三是长期协议价，由巴西、澳大利亚等大型矿山企业与中国、日本等大型钢铁企业每年协议确定。受现货市场价格推动，今年2月，宝钢集团和巴西淡水河谷就2008年度铁矿石基准价达成一致，价格较2007年度上涨65%。另外，随着铁矿石进口量的不断增加和油价上涨，海运费也成为推升钢铁企业成本的又一因素。6月4日，巴西至上海宝山港平均铁矿石海运费为108.746美元/吨，创下历史新高，甚至超过了铁矿石自身81.36美元/吨的长期协议价（离岸价）。
在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同时，炼焦煤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今年4月，日本新日铁和澳大利亚必和必拓达成初步协议,焦煤长期协议价同比上涨2倍,由去年的98美元/吨上调至今年的300-305美元/吨。目前，攀枝花地区主焦精煤价格已经达到1750元/吨（含税出厂价），较年初的950元/吨大幅上涨了84.2%。
铁矿石和焦煤价格迅猛上涨使钢铁产业进入了高成本时代。以攀钢为例，一季度煤炭采购价格较上季度上涨25.2%，铁矿石平均采购价格（含自产矿石以内部价结算部分）较上季度上涨34.4%，且采购成本仍在继续提高。为转移成本压力，攀钢上调了产品价格，线材和重轨分别上涨了26.4%和38.9%。
（三）市场需求是支撑钢材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
目前，国内钢材需求仍然强劲，特别是雪灾、地震的灾后重建将支撑全年的钢材需求。今年一季度，72户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3%，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6.5%，销量和利润都保持了较快增长。从国际市场看，尽管全球经济增长有所减缓，但钢铁需求仍保持旺盛。即使在深陷次贷危机的美国，由于民用建筑资本形成占总固定资产形成的比重相对较低，钢材需求受次贷影响并不明显，如4月份美国钢材发货量同比环比均出现上升。我国虽已采取了关税等措施限制钢材出口，但国际国内钢材价格差价扩大仍将刺激钢材出口，自2月份起，我国的钢材出口呈现逐月攀升之势。
二、对宏观调控的思考
第一，目前控制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措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钢材价格国内涨幅显著低于国际市场涨幅，这既得益于人民币升值对国际价格传导的疏缓，也得益于从紧货币政策、限制钢材出口等措施对需求的抑制。
第二，分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趋势，当前的通胀压力仍然具有较强的需求拉动特征。对于今年的通胀压力，不少观点认为主要源于输入型或成本推动。但从中期的角度，需求拉动仍是主要因素。在2003年以来的全球经济景气周期中，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的崛起，以及"全球化红利"带来的全球需求强劲增长，使得资源供应逐渐成为瓶颈。从2002年到现在，原油价格上涨了大约4倍，焦煤价格上涨了5倍，铁矿石价格上涨了4倍。这种上涨固然与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过剩有关，但焦煤和铁矿石贸易没有期货市场，大幅上涨主要还是受需求激增影响。我国的粗钢产量在2003年突破2亿吨，当年进口铁矿石1.5亿吨，2007年粗钢产量已接近5亿吨，进口铁矿石达到3.8亿吨。而从成本推动而言，主要压力来自于经济转型的制度冲击，一是对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护提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二是对生态和资源保护提升了企业的环保成本。这种制度变革使得企业不能象以往一样，以压低工资和污染来消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从而造成PPI到CPI的传导压力。但制度变迁带来的成本冲击更可能是一次性的，中国毕竟拥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很难出现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第三，货币政策仍是有效的宏观管理工具，与此同时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针对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仍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货膨胀压力的传递途径更趋复杂化。比如，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为减缓国内市场压力而限制出口，导致国际市场价格飞涨，反过来又增加国内的通胀压力；初级产品新增产能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周期且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而充满不确定性；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来刺激经济增长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需求管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认识和政策上的一致。这些都将延缓结构调整的进程，使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的通胀压力具有全球性和中期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等总量政策更多只是为经济机构调整创造一个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根本途径。就中国而言，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能源制约日益突出，理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已刻不容缓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以简单的价格管制代替市场化改革只会扰乱经济主体的预期，导致更大的涨价压力和更多的隐患。比如，技术进步使得石油、粮食、煤炭等的替代性不断增强，对单一产品如煤的价格管制将会促使煤化工、煤代油等产业的非理性增长，这一趋势已有所显现，对国内价格的管制又会刺激制成品的出口从而形成对全球消费的补贴。而价格管制本身是否有效也有待观察，如对本地农资市场的调查发现，虽然国家规定尿素出厂价最高不得超过1725元/吨，但终端销售价格已达2300元/吨。